针对日渐猖獗的非法外汇交易和洗钱，有关部门开展了一场场声势浩大的打击专项行动。但浙江地区“地下钱庄”的生意依如往日那样红火。
月息1毛的“合理性”
40岁的程方杰是典型的义乌小企业主，一直从事装饰品半成品的加工业务，拥有两个店铺，一年2000多万元营业额。尽管公司经营尚可，但融资一直是他心中的隐痛，因为“我们在银行眼里太无足轻重了，他们都喜欢把资金贷给大企业”。
为了一笔银行贷款，程方杰曾经跑了不少关系。最终，在抵押了价值300万元的房产之后，他拿到了200万银行贷款。然而，在程的业务压力之下，“跑关系”贷的这200万资金仍然满足不了其流动资金缺口。“我们义乌的竞争太激烈了，像我这样做装饰品的就有大小几十家，如果不垫付货款，很容易做不成生意。”
剩余的100-200万资金去哪里筹，对他而言是个大问题。对他这样的小老板来说，向兴业银行和本地的稠州银行贷款还相对容易，但向工、农、交、建四大银行借款则几乎不可能。
在资金压力之下，程方杰只好去借高利贷，虽然他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好的风气”。 据其介绍，当前银根紧缩加之政府打击“非法借贷”，民间借贷的成本已被推高。“以前6分就能借到的，现在都要9分、1毛了，这还是托了朋友的‘优惠价’。”
程所说的资金价格都是指1元钱一个月的月息，6分相当于年利率72%，1毛则接近120%，比7%左右的银行借贷(年)利率至少高出10倍。他所在的装饰品行业的利润率在30%－35%之间，如果银行贷款到期需要周转，或者淡季产品挤压较多，他就不得不去借高利贷维持企业正常运转。
事实上，某些义乌更著名的企业也有借贷的难处。前不久，一家当地知名企业就曾以5分利的价格试图在市场上筹措资金，但已经借不到了。
而程现在发愁的是，在最新的银行信贷通知里，抵押房产也贷不到款了，“明年到期以后怎么办？”
一位国有银行义乌当地支行的副行长坦承，目前的银行信贷政策确实非常紧，严格控制呆坏帐。不仅如此，一些已经上市的银行更是普遍实行了严厉的终身责任制，即信贷员要对每一笔贷款终身负责，哪怕调离了岗位也需要负责到底。
7月，程方杰一笔数额为120万元的银行贷款到期，由于程本人在外地出差，该行信贷员为了避免贷款逾期，自行筹措了120万元帮程先还上。“我开始还以为碰上了活雷锋。后来才知道，这关系到他一年的奖金。”程方杰感叹银行监管之严。
由于义乌银行和民间贷款成本高企，程方杰已经开始在义乌之外物色新的机会。他最近打算去贷款成本相对较低的陕西开始新一轮创业。
义乌式集资
在义乌，高利贷的渠道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担保行、寄售行的形式变相挂牌开办的高利贷机构，一种是个人通过小圈子私下借贷。无论是哪一种，贷款月息据称都在6分以上。
从吴英案已经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出，集资放贷者通常会从自己的家人、亲戚、同事、战友等信用有所保障的熟人开始集资，集资成本往往只有2-6分的月息。 根据贷款对象的信用程度，吴英的借条已知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在借款时即将约定的利息先还上。
第二种在借条中将利息与本金一起计算，写明为本金借款。例如本金借款100万，押定借期三个月、五分利的话，借条中将写明“借款”115万元；如果借款人信誉不佳，则采取“押死”方式，即在借条中写明150万元，若其正常还款，放贷人会将多写的35万元退还。
第三种是在借条中将各种风险列明，如果债权人可能起诉债务人的话，放贷人则要将诉讼费及诉讼期内债务展期的利息一并考虑，以本金形式全部列入借条。
除了借条外，贷款者一般都要找熟人担保。如果借贷超过100万元，放高利贷者就会打印一张格式简单的白条，借款人需要在上面签字摁手印。
“所有的利息都不写在白条上的，要写也最多写2分利，真正的利息都是口头约定。”程方杰说。
由于民间借贷素有历史渊源，真正的义乌式信用体现在本地范围内的借贷。许多高达数百万的借款都不写借条，只要借款人没有破产，一定会严格按照口头约定的利息，连本带息还给债权人，“如果不还，下次我在义乌再不可能借到一分钱”。
截至2006年末，义乌GDP高达352.06亿元，财政总收入44.9亿元，金融机构存款余额720.7亿元。在信贷收紧和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义乌市地下金融市场再起波澜。经过乡土义乌信用经验的催生以及东阳人吴英的出现，这些渴望投资的剩余资金寻到了崭新的通道。
其间，由于民间固有的集资传统和利润诱惑，不乏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亦将自身资金投入民间借贷市场，更推高了吴英涉案的总金额。吴英案中，最大债权人之一是义乌市一位陈氏家族成员。陈某拥有海外上市公司，算义乌融资渠道较通畅的企业。
2006年7月，吴英的“下线”林卫平从陈某为法定代表人的某公司吸存本金4000万元。同月，经熟人牵线，林卫平又从陈某兄弟个人处吸存本金3100万元，两者的利息都在月息4分5。这笔钱最终流到了吴英处。
2006年8月，林卫平分两次放贷资金共1500万给上述公司的另一股东，月息5分5，该本金在收回后又再次借贷给吴英。与吴英和该家族企业有关的三笔资金总数相加约在8500万元左右。至2006年11月，林卫平就给上述相关债权人支付了1100余万元利息，对放贷者来说，这无疑是笔快钱。
原人民银行浙江分行研究员、浙江资本与企业发展研究会理事长应宜逊认为，从吴英的下线林卫平的借贷人群看，基本遵循了一个从亲到疏的过程，而在“疏”的那部分人群中，专门从事“资金生意”的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