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逃回松岗，天色已黄昏。
找工途中，我经历过数不清的黄昏。黄昏的来临，意味着又一天找工无着。更意味着，又将是一个难捱之夜的到来。我害怕黑夜，害怕那个寄存我身体的烂尾楼。每天的找工之旅，从清晨开始，到黄昏结束。清晨，我们带着希望上路，黄昏，我收获失落回家。天空暗了下来，周围往来着三五成群的打工者，他们穿着灰色的、蓝色的、浅黄色的工衣。厂牌骄傲地戴在胸前。那时的我，对于生活的希望已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一身工衣，一张厂牌。这就是我当时全部的梦想。找一间什么样的厂，容不得我有丝毫的选择。未来，理想，那更是一个奢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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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这个词是找工途中想得最多的。怎么样生存下来。多年以后，我开始考虑另外的一个词——生活。在解决了生存的问题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并没有学会去思考生活这个词。我们经常说着生活，谈论着生活。我们在努力打工，争取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然而我们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生存。我们忽略了，生活，才关乎我们的灵魂。我们这一代的打工者，拥挤在生存的大道上一路狂奔，却很少设想过我们未来的生活。这决定了我们这个群体的悲情在所难免。当然，我学会这样反思，并思考我们这个群体的出路时，已是多年以后。而在一九九六年，关乎我内心的，却实实在在只有生存这个词。我已在烂尾楼里住了半个月。烂尾楼里住了一大群像我这样的找工者。男人。女人。四川人。湖南人……我们白天流向了松岗。沙井。福永。长安，甚至更远处的虎门。黄江。晚上，我们拖着疲惫的双腿，或兴奋，或失落的回到烂尾楼。兴奋自然是因为找到了工作。于是打起了背包，在大家羡慕的眼光中，和老乡们的祝福声中告别了流浪，从此坐在了流水线的卡位上，把自己和流水线的机器融为一体。流浪的时候，我们渴望成为机器。成为机器的时候，我们又渴望着自由的流浪。
那一段时间，我最担心的倒不是唯一的一箱方便面将要在明天吃完。我担心遇上治安队员。在当时，我这样一没工作，二没暂住证，三没身份证（我的身份证是借老乡的，老乡和我长得一点也不像）的外来工，是典型的三无人员。在当时，我看见身穿迷彩服的治安员两条腿就发软。多年以后，一个叫孙志刚的打工者，用他的生命，换来了一条不合理的法律的废除。我们从此可以扬眉吐气地行走在异乡的大街上了。没有人知道，在这之前，有多少张志刚刘志刚们，在收容所里经历过什么样的生活。（转至天涯社区 作者：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