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看中国：中国会不会变成“地球村”

外国人看中国：中国会不会变成“地球村”
2008年05月19日 16:12中国网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周年。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来华居住或从商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中国会不会变成一个“地球村”呢？




      德国《南德意志报》4月4日文章《德国村》报道说，孙锦泉是太仓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这座城市距离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仅数公里之遥。太仓有45万人口，但按照中国的数量级来说，只算一个村庄。它甚至没有自己的电话区号。尽管如此，太仓仍是德国投资者在中国最青睐的投资地点。已经有109家德国企业在此安家落户。德国人的职业精神和经商文化也随着工厂一同来到了这里。没有任何一个欧洲以外的地方像太仓这样德国化。
孙锦泉了解两国间的文化差异，知道在这里工作的很多德国人思乡心切。不久后，一座德国中心将在这里对外开放，陆续建立的还有国际学校、面包房、饭店等。当然，它们的出现早已不再只是为了外国投资者。孙锦泉说:“德国人或许会喜欢这里的生活。”


      第一家进驻太仓的德国企业是生产弹簧的克恩·里作斯公司。上世纪90年代初，该公司在中国寻找合适建厂的投资地点。如今，已没人能详细地回忆起公司当时为什么恰恰选择了太仓。1993年，这个占地500平方米的小厂开始生产。德国人的管理方式、可信赖性和直言不讳的作风给孙锦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开始积极争取更多的德国投资者。
一些地方曾尽力争取来自港台的投资者。他们开办的是雇用数千名职工的大型工厂。但这些工厂几乎只提供流水线旁的低薪工作岗位。一旦取消税收优惠政策，这些工厂就搬走了。德国人却不同。孙锦泉说，“德国企业不需要很多员工，但他们有长期计划，而且带来了自己的技术。”


      德国人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在太仓感觉就像在自己的家乡，走在街上可能就会遇到市长，任何问题都可以找他商量解决办法。”4年前，伟思富奇环境试验仪器公司来到太仓，成为第38家进驻这里的德国企业。蒂洛·克佩是伟思富奇中国分公司的负责人。他组织了该地区的啤酒节。1300多人参加了去年10月的啤酒节。有人说，克佩是德国人在太仓的市长。他也在考虑成立德国人的聚会组织，


      法国《青年非洲》周刊4月12日文章《广州的非洲街》报道说，在广州西北部的小北路一带，人们经常看到会说汉语的非洲人，当地人对此习已为常，因为非洲人在这里出现已有10年之久。中国人见到黑人经过还要捏鼻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如今，非洲黑人已经成为小北路的一道风景，成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


      到小北路走一圈，你就会看到大量的非洲人，广州讲法语的非洲黑人主要聚居在这里。写字楼里、过街桥上、饭店门口、小酒馆里，你随时会与黑人朋友擦肩而过。商店橱窗里展示的T恤衫上，印着非洲国家领导人或黑人名流的头像；咖啡馆或餐馆的招牌上，写着有非洲特色的名字。这里的一切都让人想到非洲。


      除了小北路的“非洲街”，广州的三元里大道是尼日利亚人主要聚集的地方。这里还没有像小北路那样成为名符其实的黑人区，它首先是一个商业区，中非贸易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里谈判和交易。当然，这里不谈石油和建筑工程等大宗买卖，主要的交易是把中国生产的日常消费用品大批出口到非洲。


      广州的非洲商人并不完全一样。第一代非洲商人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广州的，主要是西非人，马里人最多，还有几内亚人和塞内加尔人。这些人往往在非洲就开始做生意，属于自学成才，掌握英法中等多门语言，在闯荡多个国家之后，最后来到广州。他们当中有些人天生会做生意，头脑灵活，经验丰富。
广州的第二代非洲商人主要来自中部非洲，包括刚果(金)、喀麦隆和刚果(布)，他们缺乏从商经验，多半是新手。虽然生意没有做得那么火，但有些人也做得很成功。在广州生活的非洲人不全是商人。还有一大批人最初抱着其他目的来到中国，后来也学着做起生意。他们多半是为了转道去欧洲才来中国的，以中部非洲人居多。由于很难拿到欧洲的签证，再说在中国谋生也比较容易，所以他们改变计划留在了中国。


      俄罗斯《劳动报》3月31日文章《中国城市出现俄国城》报道说，众所周知，俄罗斯远东有大批中国移民。但实际上，移民潮并不是单向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也开始到中国境内置业安家，以至于中国的许多边境城市出现了真正的俄国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住房贵得令人咋舌，而在距此地半小时车程的中国边境城市绥芬河，房价却只有海参崴的1/7，因此，当地许多居民纷纷将家乡的房产出手，到中国购房。


      对于俄罗斯人的进入，中国不仅不感到担忧，还乐于接受。本周在绥芬河，一处高档住宅小区开工建设，主要是面向俄罗斯人开发的。如潮般涌向绥芬河的不光是滨海边疆区的居民。不少阿穆尔州人也已经在这座城市安家落户。在黄海之滨的一些疗养胜地同样可以见到俄罗斯人的身影。他们有的来自莫斯科，有的来自新西伯利亚和罗斯托夫，但都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俄罗斯人聚居的另一座边境城市黑河，与布拉戈维申斯克仅一江之隔，每天都有渡轮往来于阿穆尔河两岸。此外，大连、晖春、上海和三亚也是俄移民青睐的城市。


      美国SLATE在线文章《俄语重回乌鲁木齐》报道说，走进新疆乌鲁木齐的边疆宾馆，就仿佛一脚踏入后苏联时代的小酒吧。那里活跃着各种各样来自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冒险者:穿着皮夹克、皮肤黝黑、满脸胡子的男人；穿运动裤和露脐T恤的俄罗斯金发女人以及穿得五颜六色的乌兹别克女人。前台背后的墙上挂着时钟，标示的是伦敦、纽约或北京的时刻，甚至包括从巴库到新西伯利亚的前苏联的8个时区。
过去15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已成为21世纪丝绸之路的主要枢纽。在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下，几乎所有的国际贸易都经由莫斯科。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以及俄罗斯的东部城市，越来越多地与毗邻的中国做生意。


      这种贸易改变了乌鲁木齐的面貌。这个有着千篇一律的灰色混凝土高楼和破旧公路的城市，令人想到美国的底特律。俄文标识在这里处处可见。走进商店时，出现的更多的是俄文的“您好”而不是中文的“您好”。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贸易专家说，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新疆与中亚的贸易迅猛发展。最初主要是一些小商贩购买廉价服装和其他消费品，此后随着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依靠石油变得越来越富有，及中国生产出质量更好的产品，如今中国出口的还包括汽车和重工业机械。他说:“现在这里大学生学俄语的比学英语的多，那些学俄语的没毕业就有人要了。”


      路透社文章《巴勒斯坦商人向东看》报道说，面对以色列的贸易和旅游限制，经济不景气和潮水般涌来的亚洲廉价进口品，巴勒斯坦商人开始越来越多的到中国寻求机会。居住在北京的巴勒斯坦外交官艾哈迈德.卡耶德说，在过去十年里超过两百的巴勒斯坦人移居中国，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商人经常到中国城市进行贸易生意。“阿拉伯餐馆，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在大城市里都已经开办起来。”他这样说。


      来华的巴勒斯坦以及其他阿拉伯人去的最多的是中国东部浙江省的城市义乌。义乌因为中东地区源源不断的贸易需求而成为了热热闹闹的贸易中心。现在义乌已经成为了中国制造的阿拉伯商品如衣服和宗教艺术品的交易中心。每个星期五，黎巴嫩的买家，也门和埃及来的商人们，在他们的每周祈祷上碰头。在这个城市的大卖场里，临时的后座上堆满了从牙刷到绳子所有的东西。希伯伦的商人的商务名片用英文和中文印制，有些甚至还取了中文名。


      美国《华盛顿邮报》也注意到了阿拉伯人聚集义乌的现象。该报的文章《追逐“中国梦”》报道说，为求安全感、宽容和商机，全球越来越多移民正舍弃西方国家，向东方而来。三年多来，卡勒德·拉希德（Khaled Rasheed）和他的家人夜夜都蜷缩在一起，萦绕于巴格达附近炸弹爆炸带来的恐惧之中。没多久他就发现了拥有一切他想要的地方:中国。
报道说，对不断增多的全球移民来说，中国——而不是美国——是一片充满无限生机之地，企业有回报，大多数人又都对宗教很宽容。“在中国，我们的生活很不错。长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我全家都很开心，”50岁的拉希德已把他妻子和5个孩子接到义乌。外国人聚居区重新出现，中国的开放性显而易见，自新中国1949年成立后再未曾出现这种现象。
这篇报道还介绍了另外几个外国人的聚居区:位于北京北部的望京是一个庞大的韩国城，遍地都是韩国人开的商铺、学校、教堂、卡拉OK和自己办的日报；而在几英里之外的日坛公园，斯拉夫文字的符号和说俄语的商贩欢迎来自前苏联的人们。


      那么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何在呢？或许美国《全球主义者》杂志4月21日刊发的文章《中国重返其全球化之根》具有启示意义。文章说，正如基肖尔·马赫布巴尼在其新书《新亚洲半球》中所解释的那样，目前亚洲——尤其是中国——目前正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这它将给世界文化氛围带来巨大改变。要想知道中国成功和富有之后会如何表现，只需回顾一下中国历史，看看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唐朝如何表现就知道了。唐朝统治者欢迎外国思想，使当时的都城长安成为世界上最多元化的城市。来自印度、波斯、阿拉伯半岛、叙利亚、高句丽和东瀛的商人、僧侣和使节在长安的大街小巷川流不息，说外语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文章指出，使唐朝文化重焕光彩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件幸事，因为得到复兴的中国文明将是开放式和世界性的，而不是封闭和与世隔绝的，实际上，信心十足的中国文明可能比西方不可靠的社会更加开放和具有普遍性。